Mai Hears You

第十三回　接旧棒名伶殁于台前　补新悲病客笑看身后

1752 年，这边腓特烈大帝在柏林谋划着一炮轰了德累斯顿，那边的巴黎文艺界吵翻了天。

整个巴黎为一桩事分成了两派，对骂，写小册子，在剧院里嘘，在沙龙里拍桌子。卢梭下场了，狄德罗下场了，连国王和王后都各站一边——据说国王那派坐一边的包厢，王后那派坐另一边，泾渭分明。吵的是什么？吵的是音乐：意大利那种轻巧的、好听的喜歌剧，和法国那种庄重的、堂皇的音乐悲剧，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音乐。

火是一出意大利小戏点着的。一个意大利戏班子来巴黎，演了一出叫《女仆作夫人》的幕间小喜剧——两个角色，一段家长里短，女仆使计嫁给了主人。就这么个不起眼的小东西，把整个巴黎烧着了。

人人都在念那个作曲家的名字。

Pergolesi。

这一年，全欧洲歌剧界最烫的名字，就是他。德国人念，英国人念，连一向关起门演法语悲剧，看不上意大利人的法国人也在念。要论当红，活着的作曲家里没一个比得过他。

只有一件小事，吵架的巴黎人多半没工夫细想：

这位全欧洲最红的作曲家，已经死了十六年了。

死的时候二十六岁，在那不勒斯城外一个修道院里。穷，病，没什么名气。他多半到死都觉得，自己这辈子一事无成。

他没赶上这场为他打起来的仗。一秒都没赶上。

那么——这位让巴黎吵翻天的天才，活着的时候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牛不牛？

要回答这个，得把钟拨回去二十多年。拨回那不勒斯，拨回他还活着、还在倒霉、还在咳嗽的时候。

——

倒霉这件事，Pergolesi 是从娘胎里就开始练的。

他生在 Iesi 一个小地方，一家子身子骨都弱，兄弟姐妹一个接一个没养大，最后剩他一个。他自己也跛脚，一条腿不利索，从小走路就跟别人不一样。到了那不勒斯进了有名的红院，穷孩子堆里，他是穷孩子里身子最差的那个。

可你要问他苦不苦，他多半会想一想，然后告诉你一个你没想到的角度。

“腿脚不便，正好。”据说他这么说过，“院长特批，我就不用跟师兄们出去抢墙了，能多写两个钟头。”

这就是 Pergolesi。命运往他身上砸一块石头，他低头看看那块石头，琢磨一下，总能从最刁钻的角度，给你找补出一条好处来。不是装的。他是真这么想的。一个被命运锤了二十多年的人，锤出了这么一身反射性的乐观——石头砸下来，旁人哭，他先看这石头能不能垫脚。

Pergolesi是扫把星这件事，在音乐学院就初露端倪。一开始倒霉的还不是他，是他的老师们。

他的第一位老师是大名鼎鼎的Vinci。和Hasse一时双雄的那位。教了两个多月，暴毙了。

死因据说是一杯下了毒的热可可。至于谁下的毒？由于有动机的嫌疑人名单过长，人们很快放弃了调查。

第二位老师是Durante。

Durante这个人，是最好的老师，因为他能把所有的作曲规则讲得清楚又易懂。他批谱子也一丝不苟，把所有旁逸斜出的不合规矩的东西都批到合规。

别人有时抬出Scarlatti老乐长，说Scarlatti大师也常常突破规则。他就暂时停下批作业的笔，眼睛一抬：“老乐长20岁就写出连演二十场的名作。你写一个我看看？”

许是日夜批改作业，忽略了妻子的感受。有一天Durante回家，发现妻子把他一整柜的乐谱都当废纸卖了。

那几天，那不勒斯市场上的奶酪和咸鱼包装纸，看上去都特别地富有旋律性。

他那几天罕见地没有在批改学生作业。

他把不见了的谱子，靠记忆重新写了一遍。

——

Pergolesi从红院毕业后的头一桩大倒霉，是他第一部正歌剧。

那年他二十出头，接了 San Bartolomeo剧院的活儿，写《Salustia》。主演定的是 Nicolini——那不勒斯的活化石，从老乐长那一辈唱到如今，跟传说里所有的名字都同过台。最老的招牌配最新的笔，剧院经理觉得这买卖妙极了。

Pergolesi 拖着那条腿，去给 Nicolini 看谱。他紧张。这是什么人物，他是什么人物。

Nicolini 翻谱翻得很慢，眼神不如从前了。看到主角一段高音，他指了指：“这儿，给我留个口子。我上不去了。”说得坦坦荡荡，半点不臊。他教这病弱的年轻人：好作曲家都肯改，给歌手留口子不是迁就歌手，是迁就观众——观众听的是台上出来的声音，不是你纸上写的。

Pergolesi 改了。一处一处给这老人留口子，留得体贴，绕开他上不去的高音，给他备好低八度的弯路。他发现这老人虽然高音没了，却有种年轻人学不来的本事：知道怎么用最省的力气，把一个乐句送到它该去的地方。

排练排着排着，Nicolini 咳起来了。冬天的老毛病，谁也没当回事。

他没撑到首演。1732 年元旦，Nicolini 走了。

《Salustia》延期，临时换了个年轻歌手顶上。那歌手嗓子好，顶得上去，不需要口子。Pergolesi 连夜把为 Nicolini 留的所有弯路，一处一处填平。

戏演了。砸了。冷场。他的第一部正歌剧，扑得很惨。

散场后他一个人留在空剧院里，看着谱子上那些被填平的口子。那些为一个老人绕的弯路，本是他最得意的地方——不是炫技，是体贴。如今填平了，再没人需要了。

换个人，这会儿该怨了。Pergolesi 咳了一声，想了想，找补出一条：

“至少，”他大概是这么想的，“他临走前，教了我留口子那一课。这一课，比这部戏值钱。”

——

倒霉是会上瘾的。它尝到了 Pergolesi 这块甜头，就赖上他了。

他写了部正歌剧《高傲的囚徒》，正戏没怎么样，倒是夹在幕间垫场的一出小喜剧——《女仆作夫人》——把全场的风头抢了个干净。观众记住了垫场的，忘了正戏。

Pergolesi 找补：“幕间剧也是我写的呀。一样的。”

过了一年，同样的事又来了一遍。《Adriano in Siria》，正戏，又被它自己的幕间小戏盖了过去。两回了。他呕心沥血的正菜没人记，随手做的配菜满堂彩。

“那也好。”他想，“说明我做配菜是真有一手。”

而《Adriano》这部戏本身，还摊上了另一桩——Caffarelli。

Caffarelli这位阉伶名角，是 Porpora 用一页练习曲磨了六年磨出来的怪物，脾气也跟本事一样大。那会儿他师兄 Farinelli 正跟着师父 Porpora 在伦敦风光，留下他一个在那不勒斯。憋着一股劲。

到了 Pergolesi 这部戏里，这股劲就全撒出来了。Metastasio 原本好好的二十七首咏叹调，为着迁就这位爷，删的删、改的改，最后只剩不到十首是原词，其余全换成了能让他炫技的。每一幕末了，必给他来一首飞天遁地的大曲子，他还要在里头把自己比成夜莺。

于是整部《Adriano》成了一座庙——供 Caffarelli 的庙。正经的历史正剧演着演着，每到幕末就”咣”地一声，画风突变，切成 Caffarelli 的炫技焰火。台下的那不勒斯人看得一愣一愣。

戏，又没成。

Pergolesi 这回找补得有点费劲，但他还是找补出来了：

“一个人能把脾气耍这么大，”他大概是这么想的，“说明他是真有本事。能给真有本事的人当裁缝，也算长见识。”

——

那两年，有个画画的来给他画过一幅像。

是 Vaccaro 家的小儿子，他爹早年也是画画的，给那不勒斯的剧院做布景、画过不少人。

小 Vaccaro 让 Pergolesi 坐定，自己端详了半天。深色的外袍，一件旧了的金线背心，手里攥着一卷谱子。脸白，因为病。

他画着画着，停了一下。

Pergolesi 那双眼睛，让他想起一张很多年前的脸。

“先父，”他一边调色一边随口说，“早年画过一位老乐长。也是搞音乐的。那张脸我小时候见过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怪了。”小 Vaccaro 说，“你们这些搞音乐的，眼睛都一个样。”

“怎么个一样？”

小 Vaccaro 想了想，找不出更好的说法：“看着你，又没在看你。脸上绷着，挺规矩挺克制的一张脸，可那双眼睛……”他顿住，“总像在防着谁，又像在听一个屋里没有的声音。”

Pergolesi 笑了笑，没接话。

他不知道那位老乐长是谁——那名字在他进音乐院之前，早就只是墙上的传说了。但他大概懂小 Vaccaro 说的那个眼神。搞这行的人，听的总是屋里没有的声音；而盼着盼着，盼空了，眼睛就先塌了。

画成了。一个绷着脸、眼睛却泄了底的年轻人。隔着差不多半个世纪，跟那位老乐长的脸，是同一双听着别处的眼睛。

——

最得意的一部戏，是《L’Olimpiade》。

这是他正歌剧里写得最好的一部，他自己心里有数。可这部戏没能在那不勒斯演——那年那不勒斯政权更迭，法国人赶跑了奥地利人卷土重来。新政权信不过他，干脆没邀他进那年的演出季。

“没事。”他找补，“去罗马演。教皇国中立。再说罗马是大地方，见大世面。”

罗马首演那晚，戏彻底翻了车。冷场，起哄，吵嚷。乱哄哄里，台下一个气急的观众，抄起一个橙子，照着乐池里的 Pergolesi，砸了过去——正中脑袋。

捂着脑袋的 Pergolesi，据说也没怎么恼。

“罗马的橙子，”他大概是这么想的，揉了揉那个包，“真大，真新鲜。到底是大地方。”

——

就这么倒霉着、找补着，他的身子彻底垮了。

肺痨。咳血。1735 年底，他退到那不勒斯城外、波佐利的一座方济各修道院里。二十六岁。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剩的时间不多了。

可他不慌。一个被命运锤了一辈子、锤出了一身找补本事的人，轮到给自己收尾，反应大概也是那套熟极而流的乐观。

就是在这座修道院里，委托人来了。

那不勒斯骑士兄弟会要一首新的Stabat Mater,替换掉每年大斋期在教堂里用的那首老的。

“老的是Scarlatti先生写的。“委托人有点不好意思,“好东西。但演了二十多年了。年年都是它。该换换了。”

“我知道那首。“Pergolesi裹着毯子，咳了几声。他当然知道。在红院念书的时候读过谱子，年年大斋期都听。全城的标准答案,听了二十年的悲伤。

“那您希望新的,写成什么样?“Pergolesi拉过纸笔,认真起来,像个接活的工匠在做debrief,“我先弄清楚要什么,不要什么。省得返工。”

委托人没想到这病恹恹的年轻人这么有条理,愣了一下,组织语言:

“要……要悲伤。圣母失去圣子,站在十字架旁。要让人……“他斟酌,“要让人哭。”

“要让人哭。“Pergolesi记下,“不要什么?”

委托人沉默了一会儿,说了句实在话:

“不要太复杂。”

Pergolesi抬眼。

“您别误会。“委托人赶紧补充,“我不是不懂行。我跟您说个事。小Scarlatti先生——就是老乐长的儿子,Domenico——他也写过一部Stabat Mater。”

“我听说过。十声部。”

“十声部!“委托人感叹,“写作技巧登峰造极。我们演过。整个教堂的人,肃然起敬,从头听到尾,大气都不敢出。每个声部都精妙绝伦,对位严丝合缝。”

“然后呢?”

委托人摊手:“然后……一声抽泣都没有。”

Pergolesi放下了笔。

“一个人都没哭。“委托人说,语气里带着一种困惑的诚实,“那么神圣,那么完美,可是没有一个那不勒斯的女人掉眼泪。她们听不懂十个声部在干什么。她们只知道,那很厉害,很了不起,跟她们没关系。”

修道院的窗外,大斋期灰蒙蒙的天。Pergolesi想起小时候在San Luigi教堂,挤在人群里,听老乐长那首Stabat Mater——管风琴,女高音,然后周围的女人一个接一个哭起来,哭声连成一片,和歌声一起飘上穹顶。那些女人,失去过孩子的女人。她们不需要听懂十个声部。她们听懂的是,圣母也失去了她的孩子。

那不勒斯是一座反复埋葬孩子的城。这里的女人,要的不是登峰造极。要的是有人替她们哭。

“我懂了。“Pergolesi说。

委托人不太确定:“您懂什么了?”

“两个声部就够了。“Pergolesi说,“女高音,女低音。一上一下,贴着走,像两个人挨在一起哭。和声简单到任何一个母亲都跟得上。开头第一句,不平息的不协和音,一下一下,就是心口疼。”

他咳了一声,接着说:“复杂是写给懂行的人听的。悲伤是写给所有人的。Scarlatti父子都太厉害了,厉害到把门槛抬得太高。我没那么厉害。正好。我把门槛放到地上。”

委托人将信将疑地走了。

Pergolesi裹紧毯子,在纸上写下第一行。两个声部,一上一下,挨着。下行的悲歌。最简单的不协和,一下,一下,像敲门,像心跳,像水漫上来时有人在远处敲门的声音。

他写得很慢。手抖,得停下来咳。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——比谁都清楚。但他不慌。他甚至有点像在写自己的。Stabat mater dolorosa,悲痛的母亲伫立着。

他二十六岁。他就是那个来不及长大的孩子。他替那不勒斯所有失去孩子的母亲写,也替自己的母亲提前写。

门槛放到地上。谁都能进来哭。

——

1736 年 3 月 16 日，Stabat Mater 写完没多久，Pergolesi 在那座修道院里咽了气。二十六岁。

临了，他大概盘了盘自己这一辈子：正歌剧一部接一部地砸，最得意的那部挨了个橙子；想接的班没接上；攒下的东西不多；如今要替老乐长那首悼歌接班，是用自己最后这口气换的。一个倒霉了一辈子的 nobody，也就这样了。

他不知道——

他怎么会知道呢——

十六年后，巴黎会为他吵翻天。全欧洲会争着念他的名字。出版商会把别人写的曲子，伪托上他的名字去卖，因为署他的名好卖。一个活着时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的人，死后成了谁都想蹭的金字招牌。连他那首”门槛放到地上”的悼歌，三百年后还有人在听，还在哭。

人没赶上。名字赶上了。连冒名的，都赶上了。

那个在 1736 年那个冷修道院里、平静地找补着自己一事无成的年轻人，永远停在了那里，听不见外面的喧嚣。全世界为他沸腾，他始终不知道。